首页 > 社科资料 > 正视人民内部矛盾背后的群体心态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加速进行,社会结构“同质性”快速消解,而“异质性”不断增加;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而整合的力度却相对不足。这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的历史背景。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逆。要千方百计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内部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扩大化。

必须重视人民内部矛盾背后的群体心态

最近,由小微矛盾引发的戾气甚至暴力事件呈多发、高发态势,媒体热炒,群众紧张,学者争论,政府关注。从坏的方面看,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伤害,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但另一方面,对我们也是一种警醒。毛泽东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它可以告诉我们,社会在哪一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可以让我们明了下一步的改革应该在什么地方着力,它为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带来了新的契机。关键是如何认识、把握和利用。

所谓群体心态,是社会的一群人对社会感受的情绪化表达,是这一群人当下的、非掩饰性的、没有来得及加工的直观心情。

群体心态针对某个或者某几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如停车拥挤、交通拥堵、摆摊困难……),这些社会问题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群众眼前利益被损害后引起的缺失性心态。所以,群体心态着重表现为不满、愤慨、暴怒等反程序、反规则的情绪。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受到挫折后的心理能量如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和释放,经长期积累,就一定会“爆炸”。而信息时代加大了人们心理的互动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前社会的缺失心理主要有:

一是缺乏信仰的无助心理。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候,通过求助于传统的价值观和常规的国家伦理,统治秩序得到维护的方式已经失效。加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尚处于构建中,一些人的信仰就会处于无助。

二是传统的盲从心理。这种心理以放弃思考、乐于服从、遵从和盲从为主要特点。特别是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由于是集体参加,参与群众心理有安全感,容易使人在盲从心理下聚在一起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是现实的失衡心理。比如,对贫富差距的失衡心理,一些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尤其是面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时,心理更是愤愤不平。

四是转轨的无序心理。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转轨时期,在各种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暂时的“无序”。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他们就会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

五是累积的发泄心理。很多极端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属于非直接利益冲突型,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但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也即一种比较强烈的怨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中,“仇富、仇官、仇不公”是人群的情绪基础。


六是对干部的逆反心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又最能应付官僚主义。按道理说,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害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现实中,有些基层政府的决策随意性大,对涉及诸如征地、拆迁、改制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不尊重民意。一旦出事,总是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能拖则拖。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追求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漠视群众利益。结果造成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逆反心理。

七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前,因为有些领导求稳怕乱的心理,使部分群众产生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无形中怂恿了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更多的群众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驱使下,抱着“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参与到闹事或者上访的行列,使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八是打抱不平的江湖心理。在某些极端事件中,很多人是抱着打抱不平的心理参加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心态:一是参加者发泄不满的心态。二是寻求自己权利的心态。

九是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依赖意识仍然十分严重。在社会的变革面前,不是主动求变、积极应对,而是等靠要和依赖政府。一旦政府顾不上,就认为政府对自己不公了,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从而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使得任何单一的处理策略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失败风险一般来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宜疏不宜堵,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逆。要千方百计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内部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扩大化。对于不同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当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采取法治的方法,可以采取经济的方法,可以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可以采取发展的方法,可以采取以人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不能用简单划一的方法,而要用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和细致周到的办法来解决和处理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实际上就是使社会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以发展和进步。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加速进行,社会结构“同质性”快速消解而“异质性”不断增加,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而整合的力度却相对不足。而这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的历史背景和根本性原因。在新形势下,如果政府仍然被动地应对人民内部矛盾,其结果要么是激化矛盾的发展,要么造成政府工作的落后。因为处理矛盾变成了对矛盾处理的“应急”,政府总是仓促上阵,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被动应付,而且一次一次地重复着被动,以至于一次一次地透支着自己的能力和公信力。

因此,需要从更宽广和更深入的视野来看待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将处理矛盾从“事后处理”推进到综合治理。治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沟通与配合,更强调从源头上预防、预警和预控。因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使得任何单一的处理策略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失败风险。


建立健全各方面利益诉求的平衡机制

当前,尤其要拓展弱势群体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因为,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中,公正性更容易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强势集团所左右。我国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各类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或者提出各种政策意见和建议,以期最大限度地影响和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如果政府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那么,其政策制定更多地受到强势群体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定过程,其发展结果只能是“转型期社会的失控”。所以,政府必须建立起满足各方面利益诉求的平衡机制。

利益平衡是对平等与公平的理性追求,当满足或补充一集团的利益时,不应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而当某个利益集团的正当利益受损时,政府应该给予补偿。所以,对强势集团,政府在对其特权加以限制的同时,应该通过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对于弱势群体,一方面要尽可能创造条件来培养、扶持;另一方面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和博弈能力。

另外,在弱势群体参与的权利保障与程序正义方面,应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确保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明确公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等权利的范围、具体实现路径与程序保障、权利救济等规范,尤其是在弱势群体参与公共政策、参与行政执法监督、参与公共服务、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等方面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要有倾斜和适当照顾,要有刚性的法律和措施规定。要做到党的十八大报告说的那样: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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