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资料 > 着力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明显趋缓。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冷静分析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的基础。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既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与自身发展条件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概括起来,主要缘于周期效应与结构效应。

所谓周期效应,指的是经济周期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是直线增长,总会有上下波动。同样,全球经济以世界市场为基础,也总是表现为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性更替。我国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贸易依存度超过60%,全球景气的变化会明显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表现。过去我们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起来,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景气发生重大转折,世界经济整体陷入低迷,对我国的贸易、增长和就业造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四季度我国GDP一度掉到6.8%,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目前,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迟缓、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明显减速,特别是一些国家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本来就脆弱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变数,将使我国经济饱受困难与下行压力。

结构效应则是指经济体自身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经济发展转型,而这正是本轮经济增速下降的内在根源。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特征决定了我国要走劳动密集型、外延式扩张为主的增长道路,为了实施后发国家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动员和相对价格调整,我们将资源配置到高增长、高收益的部门,实现了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在高速增长了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要素特征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不再短缺,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改变,消费与投资、城乡、区域等结构性矛盾不可回避。综合考量,就会发现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移,这也就从内在机制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由高速度向中高速平台的下移。

正是由于这两个效应的叠加作用,使当前经济运行格局格外复杂严峻。复杂,在于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基础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严峻,则是高速增长的日子一去不返,结构调整任重道远,短期政策刺激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适用。过去,每当增速有所下滑,我们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又会控制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但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已不再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而是资本和劳动要素更加有效地使用和相应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因此,不能再纠结于怎样“踩油门” 回到高速增长轨道,而必须认真筹划在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如何形成更加强劲的新增长点,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更高的效益。这就要求我们从上到下,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全体成员都要着力摆脱高增长依赖症,切实转变发展思路,从而开拓科学发展的新境界。


政府要克服“高增长路径依赖”。上山容易下山难。经济高位运行,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会被暂时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增速下滑,这些积累的问题就会逐步暴露出来。每当这个时候,一些地方政府总是不顾一切的保持高速增长。说白了,其奉行的是“高增长主义”的教条,把速度视为最硬指标,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前,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潜在增长率已经下移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仍然热衷于大干快上,以为只要照着老样子做下去,就能保持增长和繁荣。实际上,面对经济波动,不冲动、不盲动、不妄动,往往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政府就应当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样才能向社会释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坚定信号,才能更广泛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不断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和内生活力。

企业要摆脱“刺激政策依赖”。企业的经营会受宏观环境影响,符合经济规律,但一味地依赖刺激政策求发展是行不通的。钢铁行业与投资关联度高,这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在经济扩张期,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钢铁产量便节节上升;当经济进入收缩期,刺激政策逐步退出,钢铁业又“首受其害”,产能严重过剩。当前,随着经济增速趋缓,一些企业又热盼政府的政策扶持、银行批准贷款延期来过冬。这是不现实的。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企业已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与政府的“脐带”关系已经割断,企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策。特别是在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将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只有闯过“调结构”伴随的阵痛甚至是“伤筋动骨”,才能浴火重生。经验表明,在市场相对困难的时候,企业创新的压力最大、调整的动力最强,转型升级的机遇也最多,惟有丢掉幻想,才能创造未来。

社会要破除“速度迷信”。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人们的普遍心态是增长快了心才安;慢了就心慌。一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高速度是硬道理”。说到底,这是人们对增长速度的盲目崇拜。实践证明,“高速度”并非在任何时期、任何阶段、任何条件下都是适合的。高速度既可能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有坏的结果。1958年的“大跃进”,GDP增长率一下子冲到21.3%,但却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粮食、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短缺。经济增速超过了一定界限,不仅经济紧张,政治与社会也紧张。就像弹簧,被外力拉伸的幅度越大、时间越长,要回复到原有状态就越困难,甚至还会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速度掉一点具有必然性,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来减少无效增长;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来扩大经济发展和就业的空间;提高要素投入效率和全要素增长率,来创造出比高速度时期更好的效益和更高的质量。以转型促升级、以改革添后劲,努力形成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这既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坚定信念,也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事实上,全体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速下调的容忍度与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新动力机制的形成,决定着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发展有没有后劲,这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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