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科资料 > 余斌:2014中国经济重在改革“有为”

无论是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稳定经济增长,还是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化解潜在风险,都有赖于改革的深化,需要突出强调改革的增长效应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预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略高于7%,CPI涨幅3.5%以内。现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今后一段时间,应继续坚持宏观政策稳定、微观政策放活、社会政策托底的总体思路,稳中求进和以稳促进相结合,在维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释放市场潜力与活力,积极引导、改善市场预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我国经济转型有序平稳进行。

从本质上讲,经济危机和体制改革,都会触发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前者是一种市场的自我纠正,冲击和震荡力度更强;后者是一种风险意识下的主动调整,方向会更清晰,短期冲击相对较小,但达成共识并付诸实施比较难。我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而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坚守风险底线之间寻找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增长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目前,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也存在失业率和私人部门负债率偏高、结构调整缓慢等问题,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经济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业状况逐步改善,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由此导致流动性收紧和利率上升,将抑制房地产复苏和私人消费、投资的增长,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

日本实施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汇率大幅贬值和刺激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导致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等,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

美欧经济复苏有利于新兴市场的稳定发展,但需要高度关注美国QE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潜在风险因素。

总体上看,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但受出口竞争力变化和占发达国家市场份额缩减的影响,预计2014年我国出口增长仍将维持在8%左右的较低水平上。

2014年国内投资、消费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三者合计占比达到80%。

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总体趋缓,内部结构继续分化;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能力明显不足;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部分城市库存较高,房地产投资增速趋于下降。


在居民消费升级、政府增加民生支出等带动下,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但相对于基建、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随着“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高端餐饮、娱乐、礼品、会展、旅游等产业受到一定冲击;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也直接影响消费增长。

同时,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有望积极面向市场转型,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着力化解五大潜在风险

当前,经济运行中需要高度关注并着力化解以下五大风险。

其一,资金供给宽松与价格攀升。从宏观看,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高于GDP名义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流动性总体充裕。与此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根源在于,金融系统资源错配、期限错配等,大量新增资金被直接或间接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房地产泡沫和隐形政府担保,支持货币信贷的快速扩张,扭曲金融资源配置,推高市场利率,并挤出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其二,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泡沫膨胀与崩溃风险并存。经过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后,房地产市场区域格局发生了趋势性变化。三、四线城市呈现住房和土地供给“双松”状态。由于住房供给持续增加,人口集聚速度趋缓,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供大于求局面。

与此相反,一、二线城市则呈现住房与土地供给“双紧”状态。由于就业吸纳能力强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城市规模仍处于持续扩张状态,刚性需求旺盛,但这些城市住房用地占比偏低,土地和住房供给相对不足,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导致泡沫进一步膨胀。

其三,地方财政收支压力与债务潜在风险加大。2010年以来,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有所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加速脱媒。经济增速回落使税收收入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土地财政收入,而支出刚性强,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

其四,产能过剩调整较为缓慢。市场需求不足,往往导致整个行业处于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状态,企业大面积破产倒闭风险增加,有可能引发金融和财政风险。同时,低水平恶性竞争,使优秀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行业不能顺利实现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加快产能调整,是实体经济重新恢复稳定盈利能力的关键。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正是地方保GDP、税收和就业的重点,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多种扶持,加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很多“僵尸”企业被迫艰难维持,产能调整步伐缓慢。


其五,出口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市场份额缩减。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下降。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在2012年出现十多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仍将对美元缓慢升值,而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其他国家的本币大多保持弱势,将继续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深化改革是根本举措

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国家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2008年,只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3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了追赶任务,迈入高收入行列。大多数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另一种则是在追赶任务没有完成、增长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时,因体制、战略、政策调整滞后或出现失误,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低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速自然回落的时点,又高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用典型的国际经验难以充分解释。这一方面说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当今世界也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复杂,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特殊性。

我国人均GDP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落入陷阱的风险因素。例如,城乡、区域、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瓶颈,导致经济增长在追赶进程尚未结束时出现回落。如果处理不好,则落入“非典型”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我国在人均GDP相对较低时出现增速下降,也说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红利所在。

现在,从稳增长、控风险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突出强调改革的增长效应。增长阶段转换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

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中速增长也难以稳住。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相反,如果能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相对稳定,则为市场主体的自我调整、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也是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选择和优先出台增长效应明显的改革举措。如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取消不合理限制,提高基础产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产品和要素市场,纠正资源错配和扭曲,等等,都能释放被抑制的增长潜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25/c40531-24459297.html